大国企里养着的上访户们

2021-04-02 10:56:47
1.4.D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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大学毕业后,我通过校招进入了一家国有加工制造厂。这家公司隶属于某央企集团,每年的净利润在1.5亿左右,在业内的名声是响当当的。所以,就算招聘条件再严苛,每年还是有很多名校应届毕业生削尖了脑袋想往里进。

正式入职前,我在单位组织的集体军训里认识了大学校友李林和张超。因为专业不同,之前我们并不认识,抱着将来互相照应的心态,关系一下子就拉近了。

按正常情况,军训结束后,单位会按专业把我们分到各个分厂去。结果,我和李林是正常分配,去分厂搞技术,此后经常加班连点,赶上“大干”,更是不分白天黑夜。可张超却意外被分到某分厂的经营科,与一线生产任务不沾边。

“经营科”听名字感觉像是负责全盘运营,但分厂没有什么独立运营的权力和实力,所以这个科室的大部分工作是听从安排,上传下达,负责考勤、培训、党务、保密、安全等琐事。

相比我们,张超的工作十分清闲,他的同事有的上班划水,有的搞着或大或小的副业,还有人是特意调进来的,不求晋升、不求绩效,只图旱涝保收的五险一金。

转眼到了2016年年底,好不容易完成了生产的任务,我们仨才有时间在一家火锅店聚聚。几杯啤酒下肚,还没等我和李林吐苦水,张超就开始表达对我们工作的羡慕。

直脾气的李林一下被惹急了:“你小子天天到点上下班,跟我俩成天到晚地加班挣一样的钱,羡慕个球呀?我要是能找到人,肯定也调过去猫着,多稳当。”

张超涨红了脸,把酒杯磕到桌子上,说:“我那活儿傻子都能干,哪像你们搞技术的,熬几年有的是出路。”

之后,他就一股脑地讲起了自己这大半年的烦恼。

张超大学毕业时,既没打算留在压力大的一线城市,也不想回老家。

他父母都是国企员工,安稳了一辈子,只希望儿子大学毕业后赶紧回家乡找份体面的工作,然后抓紧时间结婚生子。可张超不愿意,他将自己和父母的希望折中,找了这家邻省的国企。按他自己的人生规划,进入国企是成功的第一步。国企挣得虽少,压力也小,不用时刻担心被私企老板压榨、抛弃。

到了单位他才发现,整个企业园区占地面积达800多万平方米,相当于北京的天通苑大小,里里外外有1万多名员工。虽然地处城郊,但周围的生活配套设施一应俱全,园区内的环境也不错,每个分厂门口都修了小型的健身广场,厂房附近的空地都铺了草、种了树,甚至在大领导聚集的行政大楼附近还修了一个假山坡,造了小喷泉。

作为“外来户”,张超自己清楚,除了校友、老乡这种关系,他在单位没有其他靠谱的人脉了。所以,园区行政大楼里的机关部门自己肯定去不成,就算去了,如果升不上去,也得在基层待一辈子。

张超所在的分厂,厂房有三层:一楼是大车间,工人们在这里操作机床加工零件;二楼是技术科、资料室、经营科这些办公室;三楼是厂领导们的办公室。一层一层,泾渭分明。

张超想做技术,毕竟在生产厂里,凭技术吃饭也能吆五喝六的,还不用厚着脸皮讨好领导、看人眼色过日子,快活得像大爷。所以,他给自己定下目标——这辈子,得混个“专家”当当。

可计划永远赶不上变化。张超没被分到专业对口的技术科,而是被借调到当时正缺人干活的经营科,工作内容是负责签订劳工合同、整理档案这些杂七杂八的事。

领导给张超配了个“师父”,姓王,是北方人,50多岁,头发花白,挺着一个将军肚,为人热情又豪爽。熟悉之后,张超了解到,王师傅早年从技校毕业,年轻时凭着勤奋苦干、能力突出,当上了车间主任。但随着后来工艺技术、生产设备不断更新,大学生纷纷涌入,他没跟上什么大人物的“顺风车”,就被撸了下来。

自从远离一线,挂了个 “专家”的名头,王师傅的工作劲头就比以前差了许多。加上经常因工作跟比自己小一轮多的新科长闹矛盾,他一气之下,宁肯放弃“专家”的名头、下调待遇,也要调走。

他前后找厂长闹了几次,才被安排到经营科来“养老”。在这里工作,王师傅如鱼得水。他在厂子里积攒了几十年的人脉,再难办的活儿到了他这里,都能靠人情处理,至少场面上可以说得过去。比起其他混日子的同事,王师傅倒是强得多。渐渐地,他又被领导看重,虽然没有提拔,但至少在待遇上是有保证的。

领导给张超安排了这样一位师父,也算是一种看重。张超却没有信心,毕竟专业不对口,怕出纰漏。

王师傅很实在,一天趁着午休没人,便跟张超交了些实底,说单位规章制度多,模板也多,即使不是专业人士,也能照猫画虎地干;科室里的人学历大多不高,除了年纪较大因历史原因留下的,其余大多数是靠背景进来的,“没有技术能力又不想去楼下吃苦,关系又没硬到可以去机关大楼,也就留在这混日子了”。

那天谈话末了,王师傅又可惜张超的学历,“在这算是埋没人才了”。张超笑笑,不知道该如何接话。

2

师父所言不虚,张超办起业务很快轻车熟路,还因为学历高、文采好,被主管领导魏科长格外关照,说要重点培养,做个储备干部。按说,这是矬子里面拔大个,升职加薪指日可待,不成想,乐呵没两天,张超就摊上了一个大麻烦。

一天,分厂各级领导去园区内的行政大楼参加管理学培训,经营科只留下张超独自填表、整理文件。一个40多岁的大姐突然敲开办公室的门,笑呵呵地向张超打听领导们的去向。

那个大姐高高瘦瘦的,脸有点黑,身穿工厂统一的蓝色工作服,盘起的头发都塞到了安全帽里。张超以为她是一楼的工人上来办业务,于是随口告诉她,领导都去行政楼开会了,晚点再上来。

谁知大姐没搭茬,也不走,直接挪了把椅子坐在张超旁边跟他瞎聊,一会儿打听厂里的新政策,一会儿问人事上的变动,甚至还打听起张超的学历背景和个人问题。

张超的性格有些腼腆,想着都是同厂的同事,不好直接撵人,只能有一搭没一搭地敷衍着。他多番暗示,可这个大姐就是不识趣。这时,魏科长来了电话,让张超将一些文件送到行政大楼去。他正准备脱身,没想到大姐也跟着起身,说自己正好要去行政大楼办事,“一起走吧”。

张超愣了一下——行政大楼里的领导级别可比分厂领导都要高,她这是要办什么大事?但因为面皮薄,没深想,也就没有拒绝。

快到行政大楼时,一路都没见帮忙的大姐,突然从张超手里抽出一半文件抱在自己怀里,随后又从张超的左边走到右侧。张超心里纳闷,没想到刚过了门口的保安岗,大姐就一股脑地将东西还回来,一声不吭地跟张超分道扬镳了。

张超合计不明白,就去送文件了,等准备回分厂的时候,行政大楼里突然爆出了撕扯、叫骂声。从高处远远地望下去,一楼大厅中央围了不少人,好像是一个女精神病人当众脱了裤子。还没等张超看清,一个领导模样的人就气急败坏地指挥保安找东西挡住这女人,还吼叫着让围观的人回办公室去。

多一事不如少一事,张超也不敢再看热闹,绕过他们直接回去了。

第二天一上班,魏科长就把张超叫去党委书记的办公室。张超进门便看到几个领导,正一脸严肃地围着电脑看。

魏科长问张超:“你认不认识刘春华?”

张超否认,可魏科长把电脑屏幕一转,正是他和那个大姐一同进入行政大楼的监控画面。魏科长说,“这个女人就是刘春华”,要张超给个合理的解释。

张超无奈,把前因后果说了一遍。得知他并非拿人好处替人办事,分厂党委书记明显松了口气:“陈部长,您看这就一新来的小孩,谁也不认识,肯定不是故意的,也就是被刘春华赖上的。”

一旁的大领导仍压不住火:“我管他赖不赖的!你们厂的人搞出来的事,你们不解决谁解决?”

气氛紧张起来,魏科长赶紧给张超使了个眼色,他立马识趣地从办公室退了出去。约莫过了半个多小时,魏科长又把王师傅也叫了过去。

王师傅回来的时候,脸色铁青,一进屋就骂骂咧咧的,屋里人好奇地问怎么了,他愤愤地说:“还能怎么了?不就是那个刘春华又跑大楼闹事,让我去联络!万一她又犯浑,又脱又闹的,她不要脸我还要呢!小张,都你惹的事,换个衣服跟我一起去!”

张超麻溜地收拾桌子,换下厂服,跟着师父出了厂门。路上,王师傅跟张超通气,说带他出来,主要是为了“互相做个见证”,防止“被讹上”,还让他一会儿少说话,看自己的眼色行事。

3

左拐右拐,他们来到园区外的一家韩式烤肉店。一进门,张超就看到刘春华正在靠窗户的餐桌旁发呆。

刘春华脱下了厂服,穿了件带紫色碎花的高领毛衣,旁边椅子上还挂着件红格子的呢大衣。她普普通通的,和那些逛菜市场的大妈无异,旁人完全想象不出这个女人刚搅起了一片风雨。

师徒俩一落座,王师傅便凭借着以前的交情跟刘春华拉起了家常。气氛很融洽,刘春华甚至还为自己不小心牵连到王师傅的徒弟向他道歉。

可当王师傅问起行政大楼里发生的事,气氛一下就冷了,刘春华插着胳膊抱怨道:“上次去,我本来也没想闹,就想找个大领导谈谈我儿子工作的事。结果还没说几句,大楼里那些狗就开始跟我打官腔,还叫保安来跟我拉拉扯扯的。要不是有人拦着,看我不吐他一脸!”

王师傅没搭茬,招手让服务员倒茶水,又询问起刘春华孩子的情况。刘春华缓了缓脸色,转而抱怨儿子不争气、不爱学习,“没像他爸一样考上大学”,技校毕业后找不到工作,一直闲在家里。

不知刘春华从哪儿听说有人借由子把自己的外甥女办进了单位,她动了心,想把儿子也弄进来。王师傅说,那是传言,现在国企招工不再允许员工子女接班,都是公开招聘,最后的招工结果也要报往集团审批,“你儿子条件不符合,肯定招不进来”。

听到这话,刘春华眼圈一红,眼泪当即就掉下来了。她开始哭诉老公因公殉职后,剩下卧床多年的婆婆要她伺候,孩子不听话,也要她照顾。“这老伴走得早,我一个人辛辛苦苦支撑一大家子,这单位要是不管了,我也活不下去……”

饭店里的其他客人听见哭声,纷纷把目光投过来,张超手忙脚乱地递纸巾。王师傅只愣了一下,随即镇定下来。他赌咒发誓,说回去就向上级反应情况,只要刘春华宽心等几天,肯定会有结果。

听了这话,刘春华立即停止哭泣,直言就相信王师傅这一次。要是结果不满意,她还会继续“向上找(领导)”的。

后来,王师傅告诉张超,他俩都不过是“传声筒”,起到维持体面、短期安抚、方便下次谈判的作用罢了。刘春华大概也清楚,所以才没跟他俩过多纠缠。

双方商量得差不多,见面的目的也就达到了。刘春华婉拒了王师傅留她一起吃饭的邀请,离开前,她变戏法似的从地上拎起一个袋子,里面的打包盒已经装好了菜——当然,菜钱记在王师傅的账上。

送走刘春华,王师傅明显松快不少,招呼服务员点菜上酒。他清楚此事难办,领导不会深究细节,就打算饭后直接回家休息,明天再汇报情况,于是要求张超统一口径:“就说一直被刘春华缠住脱不开身。”

几杯酒喝下去,王师傅的脸色好多了,张超忙询问刘春华的情况。王师傅斜了他一眼,直言他倒霉,“摊上刘春华这么个智勇双全的主儿”。

王师傅说,刘春华和她丈夫老杨都是厂里的技术员,自己以前还跟老杨共事过,周末常常一起出去钓鱼,颇有些交情。

15年前,老杨被派到南方某合作公司驻厂1年,也许是不适应气候,一到那边就头疼脑热。因为总是身体不舒服,没到半年,他就请假回来了,可去医院也没检查出什么毛病。单位领导认为,老杨这是找借口不想出差,赶上当时任务急,找不到其他合适的人选,就又把老杨派了过去。不成想,第二次过去南方没过多久,人突然就没了。

当年尸检也没查出死亡原因,刘春华却一口咬定丈夫是因为出差过于劳累才去世的,是工伤。她狮子大开口,索要巨额赔偿,可单位只肯按规章制度走,最多额外给点“人道抚恤金”。一来二去没谈妥,刘春华的“上访之路”开始了。除了找单位各级领导的麻烦,她还去政府闹,以至于后来成为重点防控对象。

有段时间,刘春华好像放弃了,不哭不闹,单位逐渐放松了警惕。谁知,刘春华竟瞒着所有人偷偷跑到北京,又不知道通过什么门路得知了集团董事长的行程。她埋伏在董事长上班的必经之路上,看准了车牌,直接扑到车前大喊冤枉。幸亏当时车速不快,司机及时刹车,才没有惹出祸端。董事长吓了一大跳,又担心事情声张出去会产生恶劣影响,他没有找警察,只好下车亲自安抚,好说歹说才把人给劝住。

没多久,董事长秘书的一个问责电话就把我们单位的几个领导吓坏了,他们紧急商讨,立即派人去北京把刘春华“请”了回来,又决定“割地赔款”——除了法律规定的抚恤金,单位再多给刘春华50万元的“人道补助”,之后,按月给他们家发一笔不菲的生活费,逢年过节或者重大会议召开前夕,还会派专人上门送米面粮油,安抚情绪。

这样一来,拿到实惠的刘春华不再闹腾了,领导们的乌纱帽也保住了,皆大欢喜。

4

得知事情原委,张超发出惊叹,王师傅深深地看了他一眼,说:“刘春华的事好解决,也不好解决。”

在王师傅看来,之前“割地赔款”是上级指示,特事特办。钱虽是公家出的,但集体决策不存在贪污腐败、私相授受的问题,又确实解决了基层矛盾,谁来审查也挑不出错误。

可现在的这出闹剧,却没什么正当由头——如果单位领导轻易答应刘春华让儿子进厂的要求,就会搞得其他上访户争相模仿。更何况,这事解不解决,都不算领导的工作业绩,他们左右不过互相推诿,外加个“拖”字诀。领导们都准备好了,已经安排保安严管门禁,不放任何上访户进厂区,就算刘春华混进来,也无人搭理,等把她的锐气磨没了,也许事情就能不了了之。哪怕最后还是压不住,也可以顺坡下驴,彼此各退一步——如果能将这些烂事拖到下届领导手里,那就更好了。

虽然师父这么说,张超还是担心自己之后会被处罚。王师傅觉得处罚是没影儿的事——跟科里的其他人不一样,张超年轻学历高、办事认真、勤快又听话,科里正缺人干活,要是因为这种破事把他给逼辞职了,或者弄得自暴自弃像个滚刀肉一样赖着不干活,得不偿失——毕竟,这也不是没有先例的。所以,那天魏科长疾言厉色,也不过是做样子给领导看看。或许,领导们之后都不会再提了。

听了师父的分析,张超豁然开朗,频频点头,王师傅笑他小孩子见识少。他说起早年赶上重大活动时,经营科有一个算一个,都要去本厂上访户家门口轮流站岗放哨,去火车站堵截。毕竟,一个大型国企需要时刻注意社会影响。

自从来到经营科,王师傅接触过不少上访户,或见过或听过许多人的故事。

90年左右,楼下有个车床女工的丈夫出轨了,回家闹离婚,女工被人指指点点,精神受了刺激。一开始,她只是在角落里嘀嘀咕咕的,后来就疯疯癫癫的要找领导“伸冤”——在那个年代,国企包办员工的一切,领导就像大家长。

闹久了,领导也不堪其扰,只能派人把这位女工强制送进精神病院医治。直到后来时代变了,企业强制送医的权力被收回,女工才被儿子接回来。

因为断了药,每年天一转冷,女工就会犯病,她常趁人不注意从家里溜出来,在厂门口又跳又唱,还是要找当年的领导“伸冤”。

法制还不太健全的时候,上访的缘由千奇百怪,大多是陈芝麻烂谷子的旧事。一些精明的访户摸准了单位的底线,尽力扩大影响,比如:拉横幅喊话,但绝不打砸抢;最多折腾自己,但很少闹出人命;互相传递消息,对哪里开大会、巡视组什么时候来等消息门儿清。

折腾久了,领导们发现给点东西或钱,上访户们基本就能消停,故而没人再愿意主动接手这种吃力不讨好的工作,多是互相推诿,选择花钱了事。不过,偶尔也能碰到较真、实干的领导,真正地解决了人心中的问题。

曾经有个老头,天天吵着闹着要求公司给他恢复身份、补偿待遇。他曾是某分厂管生产的“二把手”,奋斗一辈子,却和工人拿一样的退休金。

当年负责接待这个老头的主任姓刘,他很耐心,真跑到单位的档案室里调出老头的档案。细细查看后,发现这个“二把手”当年是因为“作风问题”被拿下的:在一次午休时,“二把手”和几个同事踢毽子,他嘴贱,当众调侃了一个已婚女职工的胸部。在那个保守的年代,这个玩笑话被有心人传了出去,结果女职工的丈夫气不过,直接向公司检举了。恰好赶上严打,“二把手”差点被定义为“耍流氓”,最后还是家人四处求情才把事情压下来。即便没进局子,他也被单位严肃处理,撸掉一身官职不说,这个污点还被永远地记录在档案里。

刘主任将老头找来,承诺可以帮他解决身份问题,不过为了“消访”,他提出要请老头的老伴、儿女孙子一起过来做个见证,把当年的事情一点点理清楚,再重新记在档案上。

老头一听,犹豫了半天,最后还是决定算了——他怕事情传开,自己落个“为老不尊”的名声,于是悻悻地回了家,此后再也不闹了。

还有一个瘫痪在床的高龄老人,是他的家人来闹。他们声称老人在建国前参过军、打过仗,建国后入厂工作,按照国家政策,他应该享受离休待遇,得到特殊优待。

这个刘主任依然没有花钱了事,他四处托人调查档案,后来终于查清这个老人确实在建国前参过军,不过是被国民党抓了壮丁。他当小兵没多久,所在部队就被打败遣散,建国后他成为工人,还幸运地躲过了特殊时期的麻烦。

不知老人是否把这段往事跟儿女讲明,这家人看到了记录,才终于消停了下来。

5

张超一直静静地听师父讲这些往事,他想起刘春华这次上访的缘由,是因为有坊间传闻说有人借由子把自家亲戚弄进了国企。

王师傅说,这事完全是捕风捉影,这个“亲戚”就在他们厂,名叫张丽丽。这个女人个头很矮,稍微有点残疾,是单位为“承担社会责任”特别招聘进来的。因为只有高中文凭,张丽丽入职后就被安排在资料室,负责分装文件。

年初,张丽丽站在椅子上翻找资料,一个新来的大学生从她身后经过,不知怎的,张丽丽就从椅子上摔了下来,之后躺在地上就起不来了,也不肯让人拉一把。领导闻讯赶来,张丽丽便开始控诉资料室椅子不稳,又说大学生走路太快带风,“把我从椅子上刮下来,现在动不了了”。

没办法,领导只好找来厂里的面包车,派几个人抬她去市里最好的医院检查。那个大学生更倒霉,跟着去排队缴费不说,之后送水、送饭加陪护,比伺候自己亲妈还上心。

结果,折腾了将近一周,还是虚惊一场。医院对张丽丽全身上下、里里外外都检查了一遍,也只是查出高血压、高血脂这类老毛病,最严重的外伤,不过是脚踝有些小挫伤。

没想到,张丽丽不死心,坚决要求按工伤处理,要住院休养,还要单位派人全程看护并报销医药费——当然,领导们理都没理。处理这种问题,领导们已经有经验了,手握三甲医院的检查证明,张丽丽上哪告状都讲不出理,只要没人搭茬,她能闹给谁看?更何况张丽丽本来就不爱干活,闹大了,单位也可以按照旷工开除她。

张丽丽很精明,只想稍微闹一闹,拿点好处就收。眼瞧着拿不到,就索性在家里歇着,等歇够了再去上班。所以从年初起,公司也一直没有催她上班,但工资还是照发。

这事传着传着就传变了味,上访户们纷纷眼红张丽丽的待遇。

在火锅店听张超讲这些事,我和李林都听得一愣一愣的,连连追问:“那最后刘春华的事是怎么解决的?”

张超点了根烟,讽刺地说:“还能怎么解决?放宽条件(把她儿子)招进来呗!又不是没给领导家孩子开过绿灯。”他说刘春华的儿子搞不了技术,又不想在楼下当工人吃苦,最后肯定会到经营科来打杂,“等这小子来了,人手够了,我也申请调回去,学点东西——那地方不是跟领导沾亲带故的,就是这么进来的,一点盼头都没有”。

张超又说起之前认识一个涂装厂的哥们,人大毕业的,学的人力资源,当人事干事绝对绰绰有余。可是他在科室干了四五年,啥也没评上,有次喝多了就劝张超趁年轻去搞技术,“再这么混下去,早晚待废了”。

说到这里,张超抖了抖烟灰,神秘兮兮地示意我和李林凑近,问道:“你们知道涂装厂那个事吧?”

我们当然知道——不久前,警车和救护车出现在园区里,据说是涂装厂的一位技术员趁午休时找了个没人的办公室上吊了,尸体是保洁发现的。

出事前的一个月,我曾和这个技术员有过业务来往,那时我就感觉他的精神状态不太对劲,说话一惊一乍的。李林听说,这位技术员好像得了不治之症,上午出的体检报告,中午就自杀了,“听你这么一说,那这人是看没指望了,临走帮家里弄笔钱吧。厂里这下得出不少血吧?”

张超说:“出什么?那家人老实得很,没啥主见,来了俩人跟警察一起把人接回去了,没吵没闹的,全按公司流程走的。主要都是保险赔的,没几个钱。倒是那个保洁闹一闹,给了笔赔偿。那人真是可惜了。”

借着酒劲,我在想,张超“可惜”的到底是什么?也许是人没了,也许是别的。

张超说,涂装厂做人事干事那哥们儿处理完这件事,好像突然想通了什么,很快向领导提出了辞职申请。他准备去珠海投奔学长,入职创业公司,据说他辞职的时候,领导许诺半年后给他提干,“早干嘛去了?”

半年后,张超拒绝了魏科长的百般挽留,也向厂领导提出了调职申请。他离开经营科,回到技术科,开启了生产一线的加班生活。也许,他以后真的能回到之前规划好的轨道上去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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题图:《罗斯福游戏》剧照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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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2

    小汪是“新乐园浴池”年龄最小的常驻澡客。

    从上小学起,他就被爷爷奶奶领着来洗澡。奶奶先洗好,便请老板去男澡堂催促爷爷回家。爷爷光顾着和澡友们扯闲,忘了时间,被奶奶责备“只晓得玩”、“洗澡10分钟,聊天一下午”。被嗔怪的爷爷笑着回嘴:“来洗澡就是为了聊天,哪像你们女的就真的只洗澡,瞎用水,把老板都洗亏了!”

    在小汪的记忆中,小时候的冬天比现在冷。洗澡的人很多,队伍也长,有时白天来,洗完天都黑了。排队时经受了寒风,进了澡堂后,反而显得格外温暖。

    商铺招牌还在,但都拉下卷帘门不再营业。(周玥\摄)

    李凡华接手澡堂那年正逢小汪高考。听说小汪要考武汉大学,有澡客开玩笑:“你好好考,考上了让老板在外头挂个横幅,说从这里洗出了名牌大学生。”小汪吃吃地笑。他后来并没有考上武汉大学,千禧年后不久,他随家人搬离了里分,但这并不妨碍他和爷爷每年冬天回来泡澡。

    李凡华和老澡客们几乎是看着小汪长大的。如今小汪是两个小孩的父亲,他们还不到10岁,觉得洗澡是再平常不过的事情,在家打开淋浴开关,随时都有恒温热水。父亲口中的一家人带着换洗衣物、耗费数小时在公共澡堂洗澡的经历,孩子们从未有过体验,因此也不觉得其中有什么值得怀念之处。

    去年的疫情让世界天翻地覆,小汪的爷爷感染了新冠肺炎离世,奶奶的身体状况也大不如前。小汪所在的IT行业也受到疫情的冲击,大幅裁员,一批40岁左右的员工被公司“干掉”了,某天,39岁的同事老张刷卡进入办公室,语音不停提示“出现错误请再试”,去人事处询问,才知道自己被裁员了。小汪感到惶恐,他觉得自己可能哪天也会刷不开门卡。

    迈入40岁,压力扑面而至,而对付压力的办法就是转移注意力。最近,小汪打算学点新技能,他计划自己拍点短片,就从熟悉的人和事开始,于是想到了李凡华。电话里,李凡华回应说:“聊可以,但拍不了,我都已经‘下岗’蛮久了。”小汪以为是客套话,见了面才知道,原来李凡华真的“下岗”了。

    “新乐园浴池”的休息区变成了临时仓库,堆满锅碗瓢盆,还没来得及清理的躺椅和置物柜散发着潮湿的气味。李凡华一言不发地领着我和小汪在废弃的澡堂里走了一圈,阳光透过蓝色玻璃洒进来,我们仿佛站在一条海洋隧道里。

    没几分钟,李凡华就提议要走:“这里这么黑,你们也拍不了什么。”大概是心情复杂,一分钟都不想多待。

    “新乐园浴池”如今已经闲置,地面和池内落满灰尘。(周玥\摄)

    3

    走出老澡堂,我们在待拆区转了转。副食店门前,一个中年人正坐在路边晒太阳。他认出了李凡华,大声地打招呼:“澡堂老板,你今天过来了!”

    这人叫胡师傅。因为拆迁补偿款的争议问题,里分还有近百户未搬离,胡师傅是其中一家。他说今年是他的本命年,过年前,特意染了一头红发,买了一顶红帽子,一件胸前印有“恭喜发财”字样的红色卫衣,搭配红袜子和红色运动鞋,我还留意到他手腕上套了根红绳。他感慨年轻的时候忽略了仪式感,现在要补。但私底下,我们都说他那是想冲冲晦气。

    胡师傅在里分生活了20多年。在此之前,他在北方当过搓澡工,后来受到亲戚带动,千禧年前后和妻子到武汉做鞋子生意。

    刚来武汉的胡师傅赶上了好时候的尾巴。90年代初期,里分连同旁边的小巷孕育出轰动中国的鞋市,来自湖南、山西、安徽等省份的客商提着成捆的现金,慕名而至,一袋袋一箱箱的鞋子由此走向全国各地。批发之余,这里也做零售生意,不仅引来附近的居民光顾,就连长江对岸也有不少人坐轮渡来买鞋。

    2000年是胡师傅印象中生意最火爆的时候,就连出租屋的床上都堆满了货,新鞋刺鼻的味道弥漫整个房间,夫妻俩不在乎,有时索性扒开货堆,席地而睡。

    “那个时候生意真的是好,人挤人,不夸张地说,就这条巷子200米不到,没半个小时根本别想走过去。”胡师傅回忆,“路两边全部是露天摊位,巷子变得只有1米宽,我们都直接把鞋子摆在店门口,让客人选。”

    鞋市竞争激烈,最初的赢家胜在款式和速度上。有年,鞋市出了件人尽皆知的大事:温州老板看上了一个新款,立刻打版做了改良,然后以最快速度发回了温州定点厂家,不到一周,改良鞋款上市,一季度卖了6万双,净赚60万元。胡师傅和妻子没挣到过这种“大钱”,但5平米的店面除去开销,一年赚十几万不成问题。

    鞋市旧址(周玥\摄)

    做生意之余,胡师傅偶尔到“新乐园浴池”洗澡。冷天在池里一泡,“蒸气一蒸,大汗一出”,平日里紧张的神经马上能松驰下来。关节炎、腰椎病之类的病痛,泡一泡可以得到缓解,感冒这种小病更是好得快。前阵子李凡华手上长了一个“休子”,搁以往,这点小问题只消澡堂师傅花上几分钟,就能不见血地处理好,他们就像“民间皮肤医生”,扁平疣、鸡眼、甲沟炎、灰指甲,什么都能治,李凡华还听说有手艺精湛、心思活泛的师傅,凭着“修手修脚”移了民。如今浴池停了业,“休子”只能到医院做激光消除。

    胡师傅去过几个新型洗浴场所,觉得“蛮多都是昧着良心赚钱,马马虎虎搓两下就跟客人讲搓好了”,相比之下,以前“新乐园浴池”的搓背师傅认真又讲人情味,6名常驻搓澡师傅都已年过半百,年纪最大的有70好几了,在浴池里从早干到晚,平时只能轮流出去透个气儿。但师傅们都大不计较,有人会在淡季请假回老家,等到11月泡澡旺季再回来。冬天浴池里暖和,不用受凉,能落个烟酒钱就行了,这门手艺做了几十年,轻易割舍不下。

    胡师傅常常给搓澡师傅讲自己当搓澡工的经历,每次讲的都不重样,澡堂里笑声不断。他感叹还是搓背快活,和李凡华打趣说:“以后不做鞋子生意了,我就来给你打工!”

    2014年前后,胡师傅的皮鞋生意受到互联网的冲击,销量直线下滑, “每个月就算做得好,也只能有两三千的收入”。思来想去,他决定重拾搓澡手艺,去了一家老字号澡堂当兼职搓澡工,不去“新乐园浴池”,是因为人都太熟了,不好做事。

    胡师傅当兼职的澡堂子还在使用竹制号牌,号牌只有打火机大小,客人凭牌就能存取衣物。为了图个吉利,有人管它叫“欢喜”(筹码的“筹”和忧愁的“愁”同音,于是取了反义词“欢喜”)。后来老澡堂结业,胡师傅擅自留下了一个“欢喜”,打磨成装饰物,别在钥匙上。

    胡师傅工作过的老澡堂,前些年因拆迁政策关闭。(周玥\摄)

    4

    天气晴好的日子,胡师傅每天都到副食店报到,买包烟,坐着晒太阳。副食店的老板有点驼背,可能是这个原因,大家都管他“小龙虾”。

    小龙虾有个儿子,在武汉念书。为了互相有个照应,7年前,夫妻俩也从外地来了武汉。白天,小龙虾守着副食店,晚上和妻子轮流在夜市摆摊,卖寿司和奶茶,定价都不超过8块,因此生意不错。小龙虾由此得出结论:“穷人绝对比你们想象的多,8块钱喝杯水,对有的人来说不便宜的。”

    凭着这个不起眼的小摊,夫妻俩供出了大儿子的本科4年,眼下小儿子还在武汉念书,“读多久书,我们就供多久,等他找到工作,可能就是我们退休的时候”。

    副食店里,小汪将手机镜头对准了忙活的小龙虾。胡师傅乜着眼睛看了一会儿,然后用烟酒过量的大嗓门说:“前几年你们来拍还有点东西,现在,能搬的都搬了,不走的也都只能讲讲以前的事。有些关键东西又不能讲,讲了等于白讲。”

    离副食店不远处,我看到一座红瓷砖房。门前散落着一堆瓦砾,拆得只剩架子了。

    我问小汪那是住家还是商铺,他立刻翻出朋友圈一张照片,说那是他在“洪山楚剧团”的演出场地拍的。原来,眼前拆了一半的红瓷砖房屋,就是“洪山楚剧团”的原址。

    洪山楚剧团旧址正在拆除。(周玥\摄)

    洪山楚剧团的团长姓吴,也是“新乐园浴池”的老澡客。

    泡澡时来了兴致,老人们会一起唱戏,楚剧、京剧、越剧,唱什么的都有。澡堂自带混响效果,唱戏特别好听,大家唱起来也就更起劲。许多澡友就是这么发展成了“票友”,继而成为生活中的朋友——小汪的爷爷和吴团长就是这么相熟的。

    年近80岁的吴团长一直负责着剧场的运转。从小汪的照片看来,洪山楚剧团不是灯火辉煌的大剧场,仅有的几平米舞台也称不上气派,在非演出时段,幕布落下,就是一家普通的棋牌茶室。难得的是,“洪山楚剧团”作为楚剧界“既专业又平民化”的聚集点,一直到腾退前,仍有不少有名望的老艺人来此演出,许多楚剧草根艺人据说也是他们的徒子徒孙。

    洪山楚剧团历经两次搬迁。上世纪90年代,“拆旧建新”工程开工,剧团演出了近20年的老舞台面临拆迁。1994年10月23日是剧场最后一场演出,那天,红色大幕落下,观众久久不散,演员也颇为不舍,不愿动身去后台卸妆。第二天,吴团长开始四处奔走,寻觅新的演出场地,最终选中里分的一条小巷,原来的文化站驻址。

    新场地离原址不远,演出也保留了传统特色,允许观众们边看戏边喝茶。长年光顾老舞台的戏迷重新聚到这里,其中就有小汪的爷爷。前些年,小汪陪爷爷来看过一次楚剧演出。开场前,演员们挤在简陋的化妆更衣室里,就着昏暗的橘黄灯光上底油、拍底色、拍粉底妆、提眉、打眼圈、打口红。台下的观众越来越多,上百张椅子无一虚席,不少人靠到门边、窗边,层层叠叠地观望。

    舞台上放着几只塑料筐,筐上写着演员的姓名。观众可以往里丢钱,打赏喜欢的演员,民间称之为“打彩”。小汪查过资料,“打彩”是楚剧演出的习俗,观众可怜剧中人的悲惨遭遇,或者被演员的精湛演技打动,自发往台上丢钱,投食物——类似更早以前看戏时的“打赏”,观众在大剧场看演出,高兴了,便将金戒指、金耳环往台上扔——这一传统遗留至今。

    小汪去的那天,彩钱的数额都是一两百元起跳,哪个演员得了多少彩钱,由负责人专门记录,演出后分成。其中一部分收入归后勤人员开销,另一部分归演员。取钱和分钱的过程公开透明,都是当着观众的面进行的。

    2014年的小年下午,洪山楚剧团在小巷内的一次演出。(周玥\摄)

    由于拆迁腾退,洪山楚剧团再次失去基地。2019年秋天,演出场地改在了不远处的社区。小汪的爷爷前去捧场,小汪说,那是爷爷看的最后一次演出。

    武汉疫情解封后,小汪按照爷爷生前的习惯看望了吴团长。提及过往热闹的光景,吴团长只是叹气,400名演员如今只剩下60人,他把离世演员的名单登记在白纸上,不知不觉,纸面越用越大。

    去世演员的名字被登记在一张白纸上。(周玥\摄)

    5

    澡堂并非某天“咔嚓”一声突然关掉的,李凡华的心情并没有想象中的大起大落。在最后的营业阶段,他已经没想着赚钱了,“本来平时也就是微利,让老澡客多洗一天是一天”。

    遇到身体不好的老人来泡澡,他索性“封锁”澡堂,告诉年轻的澡客:“有老人在里面泡澡,我们怕他们氧气不足,就把窗户都打开了,会蛮冷,看你们能不能接受,不能我就先不卖票,你们可以缓几个小时再过来。”对方立刻会意,坐在门口的老式沙发上,自顾自地打牌消磨时间。那个画面很平常,可李凡华至今忘不了。

    有天晚上,他做了一个梦,梦到自己70多岁了,又回到了澡堂。用手掀开厚重的门帘,眼前雾气弥漫,澡堂里会有一股香皂混合热水的特殊香气,可他在梦里使劲闻,什么也闻不到。

    接待了老澡客大半辈子,李凡华时常会想到老去的问题。“老了该如何生活?”他想找出答案,于是问胡师傅。胡师傅说,世界变化这么快,就算现在你先看到了答案,那个答案到时候恐怕也是错的。

    李凡华很赞同。他感到“下岗”后的日子过得比从前快。明明不忙了,怎么时间还像变少了?空闲下来,他玩起了抖音,想到什么就拍什么。

    这天傍晚在副食店前,小汪给了李凡华一些基础的拍摄指导。胡师傅在一旁笑了:“前几年澡堂还在的时候拍,说不定那里也拍成了网红店,那澡堂老板现在就是网红。”要是鞋店还在,也会直播卖鞋吗?胡师傅毫不犹豫:“那肯定的,把这里直播成网红一条街!”

    太阳西落,气温随之下降。胡师傅压了压红帽子,大喊一声“收工”,以此宣布他一天的结束。放眼周围,里分只有零星灯光,更多的房屋包裹在一片漆黑中。

    小汪问胡师傅和李凡华接下来的计划。胡师傅叹了口气,说自己打算在老巷子里坐到最后一刻。李凡华计划几天后自驾去游山玩水,顺便拍拍抖音,把停业拆迁的糟心事暂时抛诸脑后。

    借着这天仅剩的日光,我们向里分外走去,嘴里言不由衷地说着“再联系”,然后各自走向不同的方向。

    也许真的等到“再联系”时,这里已是一片崭新天地。

    应受访者要求,文中人物名称、地名、店名均为化名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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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题图:周玥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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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武汉最后一家老澡堂停业了

    周玥

  • 1

    我在父母眼中一向“不务正业”。大学毕业后,我辗转多个城市,工作经常换,感情常失败。因此,自小就喜欢玄学、学过占卜、略懂“批命”的我,便热衷于寻找一个个“为什么不顺心”的答案。

    2011年,年过而立的我再次情场惨败。父母催婚,遇人不淑,双重的压力下,我身心疲惫,纳闷自己为什么总是这么倒霉。我想起了朋友介绍的“W身心灵科学研究机构”。W机构来自宝岛台湾,是一个以“特定的心理技术”帮助人们清除烦恼的地方。朋友说这是心理咨询,我自然地也认为是了。

    我花了4500元咨询费,飞到上海接受了一次为期两天的心理咨询。在咨询师面前,我毫无顾忌地狂哭和痛骂了两天,哭得眼睛红肿还发烫,甚至一度担心自己会哭瞎。事实证明,对我这种压抑型的人,哭是有效的,宣泄之后,我感觉轻松了很多,也记住了这个机构。但上海太远,就此打住。

    没想到,次年W机构在我所在的城市开办了工作室。想起第一次咨询的良好效果,我怀着继续了解的兴趣,又去了那里。

    这次去了我才知道,他们不仅挂牌搞心理咨询,而且还有教育培训的资质,既有自成体系的“心理技术”(类似于当时正渐渐风靡国内的“心灵成长”一系),还有成套的培训课程(自称源于佛学的某个流派)。除了提供1对1咨询、定期举办沙龙活动,还开班招收学员。

    我是个实用主义者,没有深究这些都是什么、不是什么,“有用”就行了。

    “烦恼、困顿、不幸,都来源于‘心识’的‘创化’。心灵的净化与成长是获得人生幸福的钥匙,想要过得好,必要先清除心灵障碍。”

    “事业财富的挫折常常因为与父亲的关系失衡,情感关系的失败往往来源于和母亲的恶劣相处。”

    ……

    参加了几次活动,我听到了不少类似以上这些“概念”。虽然用理性来度量,这些话都毫无逻辑可言,但热衷玄学的我当时却觉得颇有道理——毕竟我妈时常数落我,不务正业、好高骛远……爸妈从小就管制我,“必须如何,不能如何”,尤其是我妈。我想,难怪自己的感情不顺,可算是找到“根源”了。

    第一次在活动中分享被催婚的烦恼,林妙给了我一个大大的拥抱:“亲爱的,你没有错。”

    林妙是工作室的负责人。她的声音温柔而动听,充满了理解和关怀,好像体贴和蔼的姐姐。热烈的掌声适时地响起,那一刻我心里溢满了感动,觉得自己有幸找到了一个温暖有爱的团体,很有归宿感。

    接下来,我更加频繁地参加活动,认识了很多人,听到了更多别人的故事。我惊讶地发现,无论是外遇、离婚、亲子问题,还是负债、事业瓶颈……原来都会牵扯到原生家庭的问题。这些问题里,经常有一个唠叨而专制的妈妈,咆哮的或者老好人的爸爸。我渐渐接受了一个概念:我和我爸都是被我妈管制的,原生家庭是我一切不痛快的根源。厘清与父母的关系,是破解人生困境的“捷径”。

    找到了获得幸福的钥匙,我丢下了恨嫁的烦恼,转而专心地“解剖”自己,“刨根问底”原生家庭。但身为子女,要想彻底搞明白与父母的“恩怨”,堪比系统工程。剖析越多,我的问题就越多。问题越多,我就越依赖工作室。

    每逢想不通时,我就去工作室倾诉。倾听的对象有时是林妙,有时是她的咨询顾问。他们总是静静地听完,安慰我几句,再建议我做“1对1”。大多数时候,我都会掏钱——一次性购买1对1咨询服务不能少于10小时,优惠价400元/小时。

    工作室也在大力地推广培训课程,并宣传:学习心理技术,不但能用于自我疗愈,还可以帮助别人。只要报名上课,“1对1”就可以享受优惠价。林妙说,W机构的大陆总部正飞速扩张,缺少咨询师。咨询师与W机构是“合作”关系,而非雇佣,可以在平台旗下的各个分支工作。机构平台负责销售,咨询师负责提供专业服务。据说,咨询师与机构平台是五五分成——当时,我们这个城市的工作室每个月都有一位咨询师驻留,月收入二三万不是问题。

    看着工作室里人来人往,我相信了咨询师的高收入。但是,要成为咨询师,必须学完初级班、中级班,并通过指定的“技术考核”。通过考核后,可以选择自己开业,也可以选择与W机构签约——他们承诺为参加考试的学员提供了一份保底的offer。这样一份零门槛、培训包就业的高薪工作,有钱有趣有自由,比当个社畜有意思多了,我心里生出了一丝艳羡,盘算着多学点东西,多准备一条后路,就报名上了课。

    到了2013年底,我合计花了2万6千元学费。课程的内容让我大开眼界:业力、种子、心识创化、时间空间、量子科学、佛学……处处是玄学,有点像科幻,又能自圆其说,似乎是自成一派的“科学”。

    外婆常年烧香拜佛,我见怪不怪,懒得深究这些内容是科学还是玄学,而且,即便上了课,我依旧经常去做“1对1”。

    2

    在一心一意地“自我救赎”中,我于2014年的一次活动里认识了丁琳。

    丁琳是全职宝妈,当时丈夫与她在闹离婚。她不想离婚,又没法挽回丈夫,就来到工作室咨询,希图通过改变自己来挽救婚姻。我和丁琳都有个唠叨的妈妈,同病相怜,很快就熟络起来。

    还没等我关心丁琳的“追夫计划”执行得如何,一场突如其来的人事变动先给了我当头一棒。

    我在一家保险公司做行政,负责广告、接待的各项杂活。工作相当繁杂,加班常见,加班费却不见。即便如此,我依旧十分卖力,每年的绩效考评都是优秀。人总是有野心的,日子长了,我很想晋升经理。然而,当新经理走马上任,我的升职梦就破灭了。

    无休止的加班、全力以赴的勤奋,却没有得到公司的半点认可,我觉得自己就是个笑话。想不通自己为什么出局,我焦躁如同困兽。得知我遭遇职场滑铁卢,林妙提议我做“1对1”。然而,在现实的困境面前,一切安慰都失效了。我鲜少地冷冷质问:“能让我升职吗?”

    我没有寻求心理安慰,却坐在家里反复回想工作里的点点滴滴,然后,积压的疑惑,无解的怨恨,变成了前所未有的愤怒——老娘不伺候了!我把一纸辞职信搁在了经理的办公桌上。然后,转到销售团队,干起了保险销售,发誓要签大单、赚大钱,扬眉吐气。

    愤怒中做出的决定,百分百都是错的。这句老话诠释了我的销售生涯。保险销售节奏快,要求高。业绩月月清零,不断开会,督导,催单……天天打鸡血就算了,最让我反感的是,公司鼓动我们无底线地“开发”亲朋好友,并为了签单夸大收益、淡化风险。

    憋着一口气,我咬牙坚持,勉强在持续的滚动淘汰中存活了下来。被工作搅得焦头烂额,我许久没有再去W机构。

    有一天,我突然看见林妙在群里猛发红包,全场欢呼雀跃——他们在庆贺本市新考出来一位咨询师。想起那个温暖有爱的团队,对比眼前唯利是图的工作、心照不宣的谎言,我叹了口气。

    晚上,我去参加了新咨询师的晋升见面会。工作室的氛围一如既往的温暖和睦,得知我离职,林妙说:“你可以来我这里当咨询顾问。”咨询顾问就是干杂活,兼职销售,我打心眼里没兴趣。见状,她话锋一转:“你也可以考咨询师。”

    “分支机构已经发展到40多个,咨询师真的很缺。国内人多,市场前景广阔。1年多来,我们这里已经有两位学员成功签约,目前还有四五个学员在考。”

    听着林妙的话,我不禁想起曾经见过的那些咨询师。他们有闲有钱,可以全国就业,顺便旅游,而且不用说昧心的话,还能帮助别人。心里对比着,我忍不住问:“一般要考多少次?”

    “厉害的学员四五期就能考出来。签约后,总部会派驻你到各个分支,你也可以自己申请,比如上海、北京,全国的机构都可以去。”讲解一番,林妙又说,“但现在没有名额了,你想去也要等。”

    我吃了一惊:“那么多人?”

    “很多人考的。在线报名,先到先得,公平公正,我也不能走后门。”

    一听这么多人踊跃参加,我的兴趣更大了。几天后,我见到丁琳,才知道她也正在考咨询师。得知我的新计划,她表示支持,还把考核内容、住宿交通、报名技巧讲了一遍。

    “你考试的感觉如何?”

    “很好啊。”

    “那你,和你老公如何了?”

    她顿了一下:“暂时不闹离婚了,先冷着吧。等我考出来,一个月挣三四万,老娘就找个小白脸,懒得睬他!”

    丁琳告诉我,一年多来,她百般努力都无效,看似婚姻很难挽回了,她必须要找一个经济来源。她之前只干过不长不短的零散工作,没有职场经验的沉淀,“W机构的咨询师考试没有门槛,不要求性别、年龄、学历、工作经验,而且有钱有闲,还能助人为乐,正是最好的选择”。

    听着她的看法,我更加动心。职场的险恶我受够了,既然有机会换跑道,为何不呢?自助、助人、挣钱,一举三得。我就这样从保险队伍里脱落了,毫无不舍,更不遗憾。

    3

    2016年4月,我来到广州,参加第一次咨询师考试。

    要成为咨询师,必须拿到8个学分。每一期11天,考试10天,休息1天。每个学员有10次考试机会。每次考试结束,老师都会针对性的指导、点评和答疑,算得上是边学习边考试。因此,“考试费”也叫“学费”。

    第一期学费1万1,第二期以及之后,学费8千,都不含食宿。住宿由机构安排,可选多人间,也可选单人间,价格不一。吃饭自行解决。算上往返的交通、食宿费用,每一期的开支基本是1万以上。

    考试开始前,学员按照考取学分的多少进行分组,一组6人。每期考试分组3次,每个学员都可能遇到3位不同的老师,3组不一样的同学。

    考试采用的是现场模拟:一个学员充当咨询“个案”,一个学员做咨询师,当着老师的面展示咨询过程。每人每天做1次咨询师,“个案”由抽签决定。合格标准没有明确量化指标,由老师具体掌握——也就是说,考试通过与否,都是老师说了算。每一位老师都有自己的风格,因此,对于考试的难度,不同的学员感受是不一样的。每一期考试,“高能学员”可能考得2到3分,也有人1分都拿不到。

    即便价格不菲,难易程度无从把握,伴随着W机构在全国的扩张,想成为咨询师的人也是相当多。我参加的这一期考试约莫有80个学员。我作为小白,与5个小白同学分在一组。

    第一天,A老师温和地讲解了一遍考试规则,然后声明:“为了让你们更好的适应,前6天学员不换组,只换老师。”接着,抽签决定了上场顺序,开始考试。第一位同学考完,A老师耐心细致地点评一番,还鼓励了几句,毫无半点责难和打压,让我感觉很舒服。

    愉快的上午过去后,下午,一朵奇葩出现了。

    来自河北的南姐上场扮演“个案”,还没讲两句话,就突然情绪异常激动,把亲爹亲娘从头到脚数落,连带骂老公,最后直接掌掴自己。看到这一幕,扮演咨询师的同学呆若木鸡,我们4个看客也目瞪口呆,A老师静静旁观,一言不发。

    下了场,南姐正常了。不等老师点评,她开始哭诉不幸:家里穷,父母只想要男娃,她一出生就被送人,可怜她辍学、破产、离婚……无论她混得多么惨,亲爹娘都漠不关心,只会问她要钱。听着她一把鼻涕一把眼泪控诉命运不公,我却打眼心里同情不起来,暗道: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。

    A老师建议她课后做“1对1”,又提醒她,好好当“个案”,遵照咨询师的指引。但南姐的癫狂根本刹不住,她充当咨询师时,温柔安静,一旦充当“个案”,立即变成泼妇——简直像故意为之。这么一来,我们个个都害怕抽到她当“个案”。

    然而,怕什么来什么。第四天,我们组换成了B老师考核。第六天下午,我就抽到南姐当“个案”。我暗骂倒霉,只能咬牙按照规范流程开始考试。

    只引导了几句,南姐故态复萌,又开始了自问自答地数落爹娘、数落弟弟。无论我说什么,她都不理睬,就翻来覆去地讲着同一件事,不哭不闹不发疯,冷静得让我难以理解……看着她的反常,我猜到了,她是故意装冷静,故意祸害我,不是,是祸害我的钱!她这么一作妖,我的这天的1千1就废了!可我还不能骂她!越想越气,我觉得胸口一阵憋闷,是气的。要不是碍着B老师在场,我就操起书砸过去了。

    咬牙切齿中,我熬过了45分钟的考试。不出意外,考试失败。

    B老师也看出了南姐故意不配合,下了场后严厉地把她批评一顿,然后惋惜地表示,今天我本来有希望“过分”的,却被南姐搅黄了,又提醒我:“抽到这样的‘个案’是一种感召,要留意自己的起心动念。”

    这话说得我的心翻江倒海地疼,却无处反驳。我听得懂她的意思:我遇上南姐是自找的,不“过分”也是自找的,因为,一切都是“心识的创化”(心识是源自佛学的专有名词,指的是一个人的心灵结构,可以简单地理解为,业力种子,看法想法,观点概念等等)——在W机构的“技术理论”里,“心识创化”是一个“底层逻辑”。

    前6天的考试结束了,我得了0分。只剩下4次考试了,我知道,第一期考3分的计划破灭了。我郁闷了整个休息日。

    第七天,C老师接管了我。我的考试结束时,C老师问:“你的声音怎么这么尖利刺耳?你一直都这样讲话的?”

    我错愕万分——我的声音刺耳,为什么前面的A老师、B老师都没说?腹诽着,我回答:“我没觉得。”

    “你们说呢?”

    几个同学一致同意C老师的看法。

    C老师把我教育了一顿,说我的声音刺耳,对“个案”毫无耐心,“陪伴度”很差,云云。我沉默地听着,满心不高兴。或许她注意到了我毫不掩饰的窝火,突然问:“你和你妈妈的关系很差?”

    我惊悸得很,但脾气上来,生硬地回答:“我现在不和我妈吵架了。以前,偶尔吵。”

    “你嘴上不骂,心里在骂。”

    我闭上了嘴。我确实很生气,但不能得罪老师。我警告自己,第一天就和C老师闹翻,还怎么考?

    捱到上午的考核结束,C老师走了。一个同学走过来低声劝:“你不要和老师顶嘴,她说你错,你就问她,怎么改?”

    他看我的眼神充满了怜悯,写着,“你真笨”。我真的傻了,回到宿舍,我把困惑告诉同屋的同学。她思考了一下就说:“人家提醒得对,你想‘过分’,听话照做。”

    我花了1万1,不能一无所获。于是,我请同屋的同学帮忙做了个“情绪疏导”——把C老师从头到脚臭骂一顿。吐出这口恶气,我舒服了,提早去了教室,虚心向C老师请教如何改进。果然,C老师对我改观了很多。

    我通过了最后两次考试,拿到了2个学分。对小白学员,这个成绩是大众结果,不出奇。然而还没回到市里,林妙就为我发了喜报,群里的小伙伴撒花欢呼如潮。一周后,林妙在工作室举办成功分享会,邀请我发言。

    掌声和夸奖,让我有些飘飘然,忘掉了考试时的各种不快,我当咨询师的意愿更强了。

    4

    W机构的咨询师考试,考察的不仅是“技术”,还有“心性”——要成为合格的咨询师,除了技术的熟练,个人的心理状态必须先达到一定程度的“清明”。至于什么样的心理状态才算过关,由考核老师判断。

    所以,想要快速考分,有效的组合策略是:考试和1对1咨询交替循环。考试是为了拿分,“1对1”是为了“觉察”自己,舒缓情绪,释放考试失败而产生的愤怒、沮丧、郁闷以及其它的“心灵障碍”。

    这个“考分策略”是公开的秘密,正在考试的丁琳在采用,我也一样。花着不菲的学费、咨询费,谁不认为光明的未来正在冲自己招手?

    准备了4个月后,我又参加第二期考核。这一次,我的目标是拿下第3、4、5分。前3天的考核非常顺利,A老师丝毫没有刁难,我轻松地拿到了第3分,让我更加斗志昂扬。

    第四天,我换到了另外一组,遇到一个姓何的姐姐。

    何姐看上去40岁出头,短发,瘦脸,皮肤晦暗,身上流淌着些许阴森的气息。我下意识地不舒服,但出于礼貌,还是主动寒暄了两句,得知她是“小白”。可她毫无“小白”学员的欢欣和生动,像个闷葫芦般,问三句,嗯一句。

    我不知道为什么这一期考试的“小白”会提前换组,打心眼里排斥何姐。次日,我刻意等她先进教室,然后换座位到了远离她的另一张桌。下午,她上场扮演咨询师,旁听了一轮考核,我悄然皱眉——她的语言生硬,就连咨询流程也没有背熟,整个人显得心不在焉。毫无疑问地,她没通过。

    阴着脸回到座位,何姐突然打断了B老师的点评,问:“像我这样的人还有希望吗?”

    没等B老师回答,她慢慢地说:“老师你知道吗?我是肺癌患者,晚期。咨询顾问说,学这个能帮我释放压抑,有利于病情。我来学,因为我想活下去。”

    她低沉的语调里夹杂着沉重的绝望,听得我心里一紧。何姐诉说着不幸的婚姻,自己的压抑和煎熬,病倒后如何被婆家白眼,不得已搬到医院附近租了个小破屋,又倾诉没有钱继续治疗,只能依靠着微薄的积蓄吃点中药维持,还要老母亲拿出退休金给她买点药……她哭诉许久,B老师才安慰了几句,说:“你的病肯定和情绪压抑有关系,疏导开了,对治病有帮助。”

    至于学了对治病有没有用,被轻轻绕过去了。

    同学们看何姐的眼神多了怜悯,我也如此。但我没有太关心她的事,连续两天我考试的表现都不好,心情有些烦躁。奇的是,第6次考试,B老师说我通过了,意外之余,我一扫郁闷。

    我很快又被换到新的一组,何姐去了别处。第七天午休,我走回宿舍,无意间看见何姐站在走廊上。大热天里,她穿了件T恤,背影单薄消瘦,四肢细弱,骨瘦嶙嶙。迟疑了一下,我走过去打招呼。何姐难得地笑了,因为上午她考过了第1分。恭喜一番后,我犹豫着询问,当地的工作室是否知道她的病情?

    “知道的。负责人亲自帮我规划了学习。她说,来参加考核的同学都是‘高能量’的,跟着你们能带动我的能量,只有好处。”

    “高能量?”我腹诽着,又问她学费多少。

    “1万1……我挣扎很久,还是想抓住最后的机会。”她的声音陡然低落,眼中的神采消失了,只剩下一片灰暗。

    抿住唇,我压抑着心里涌起的不舒服,空洞地安慰了两句。打起精神,她弱弱地扯扯嘴角,感激同住的人宽容,不嫌弃她每天熬药的苦味。她慢慢地走了回去,推开屋门。浓浓的中药味扑鼻——她住在4人间,一晚40元。

    看着她的背影消失在屋里,我皱起了眉。这时,一个同学走过,拍了我一下。得知她与何姐同住,我忍不住打听:“她那个病,考试还要交费?”

    她瞪了眼反问:“你以为这是慈善机构?”

    我愣住,暗道自己够傻。

    插曲就这样过去了,我继续努力地考试。然而,接下来考得很不顺利,第十天,我充当完“个案”,扮演咨询师的男同学就板着脸问:“老师,她哭哭啼啼的,害得我超时了,这让我怎么考试?”

    老师一瞪眼,反问:“你知道超时了,还让她拖延?”

    “她丝毫不听我的引导,怎么是我的错?”他直白地和老师争辩起来。

    我惊讶地看着他嚷嚷着不满,正在敬佩他的胆略,老师突然看我:“你是怎么回事?充当‘个案’要听引导,你怎么不理睬他的指引?”

    “我说出自己的烦恼、哭一哭怎么了?都说要真实地扮演‘个案’,咨询师该陪伴‘个案’,他打断我,不是他的错吗?”莫名其妙地被指责,我搬出其他老师的教导反驳。

    老师不高兴了,逮住我教训了10多分钟才放过。没想到当“个案”也能招来教训,我气得无语。

    无论我怎么生气和不甘心,第二期考核如期结束。我没拿到第5分。郁闷地坐在结业总结会的现场,我回想着考试的经过,低声向身边的一位高班学姐请教。“高班”指的是6分以上的学员。

    学姐问了老师的名字,就说:“我没跟过她,不知道她的风格。但我告诉你,每个人都有卡点的,前面过分快,后面可能会花很多时间。你才考了4场,第5分没那么容易过的。”

    “要考很多场?”

    “每个人不一样的,但1分考个十几场不奇怪。”

    我抿了抿嘴又问:“我觉得老师的标准有点不一样,你觉得吗?”

    “每个老师的侧重点不同,有些人讲究这个,有些人注重那个,但据说标准是不变的。至于标准到底讲究什么,我也不知道。”她的意思就是,看运气。

    我的疑问注定无解——咨询师考试,不只考技术,还考察“心性”,“心性”根本不能量化,谁知道标准是什么?正有些走神,我看见一个削瘦的身影登上讲台。何姐!作为唯一一个拿到3分的“小白”,她是本期的“学习楷模”,上台做心得分享。

    “今天早上最后一次考试,老师说我考过了第3分,真是太惊讶了。同学们知道吗?第3分我考两次就过了。太幸福了!谢谢老师,我一定努力活下去,下期见!”

    掌声雷动。何姐涨红着脸,激动得热泪盈眶。我鼓着掌,听着其他同学的耳语:“老师慈悲,见她那个样子,想给她一点信心,所以手松了。”我猜也是如此。何姐的考试我旁听过,水平的高低还是判断得出来的。但对一个身处绝境的人,如果一点鼓励就能激起她生存的信心,值得!

    散场时,我刻意到会场外找何姐。她喜气洋洋,一扫颓丧低迷,脸色都泛起了红。祝贺几句,我貌似随口地问她:几时学的初级班、中级班,咨询顾问有没有推荐“1对1”?

    何姐说,她因为求医无门才去了当地的W工作室寻求安慰,“他们说,我肺上的毛病都是长期压抑的结果,我也觉得自己活得太压抑了。我本来要做‘1对1’,但顾问建议上课,她说,课程里包含赠送的‘1对1’。”

    “学起来好贵的。初级班1万1千8,中级班1万8,加上这次的1万1。学费没法子省,只能在食宿上尽量地省。不像你有钱,能住单人间。”何姐难得地开了玩笑,末了问,“下期你还来吗?”

    “你来?”

    “刚才顾问打电话来,鼓励我再接再厉,我也想尽快考过,把病治好。”她脸上荡起希望,好似抓住了灵丹妙药。

    5

    返程的车上,何姐希冀的神情一直在我眼前晃。

    “万病皆可心药医”,这个贯穿中医理论的基本概念,每个人都万分地愿意相信,甚至期待它展示为触手可及的事实。但落在现实里,却是99.5%的笑话,心理技术在缓解压力、情绪疏导上有效果,但治好绝症几乎是扯淡。

    何姐却看似信了。她甚至满怀期待地准备拿出微薄的养命钱继续交学费考试,天真地以为,只要拿下8分,就能“治病先治心”,不药而愈。

    或许我高看了W机构的格局——无论何种理由,鼓动绝症病人拿出养命钱来上课,与“大爱”“助人”的宣传几乎背道而驰。苦笑着,我又一次想起考试的经过:第一期C老师批评我的声音尖利刺耳,第二期如实当“个案”挨了顿骂……考试的标准透着不可捉摸的飘渺感,这个老师不注重,另一个老师耳提面命,这或许就是所谓的“心性考察”吧?但是这种飘渺的标准真是有几分耐人寻味的。

    这个想法浮现时,我生出了一丝动摇。

    回到市里,林妙依旧为我们几个拿到分的学员举办了“成功分享会”,但我的兴奋感降低了一多半。丁琳还奔忙在考试里,不知道奋斗到第几分了。一时间无人可以探讨,我独自思考了几天,权衡着沉没成本,没舍得放弃。

    为了消除心里堆积的不满和看不惯,我又做了1对1咨询。咨询师静静听着我批评老师,发表不满,然后按照专业流程“引导”着,表现得客观而中立。咨询结束后,我看着咨询师整理记录,突然问:“你之前考试时,有没有被骂?”

    “有的,但老师指出的问题是实实在在的。我觉得老师也是看到了你的问题,指出来而已。”她的语气不咸不淡,毫无与我“同仇敌忾”的意思。翻了个白眼,但我没有继续饶舌——咨询师对“个案”讲出的事件要保持中立,不评论,不批判,不给出任何意见和建议,这是他们的职业操守,她的回答很标准。

    10月,我第三次参加考核。拿到分组名单时,我特意寻找了一番,没有看到何姐的名字。她或许已经来过,又或许……我没有打听何姐的现状。考了两期,观察着学长学姐们的做派,我感觉到了隐形的规则:不能得罪平台。我如果提出质疑,就等于和W机构对质,那我如何能在这里立足呢?

    “钱途”终究是更重要的,我放下了那些质疑,准备一鼓作气啃下第5、6分,继续为了“4期8分”的目标奋斗,迅速签约上岗,省钱省时。

    然而,我步步艰难。

    在第一组,第一天当完“个案”,我就迎来一顿挖苦。

    “自觉自己是公司骨干,现在被辞职了,还继续显摆自己多么能干。一点都不谦逊,丝毫看不到自己的缺点……”

    昔日的工作成绩本是事实,任劳任怨得不到褒奖就算了,怎么还成了傲娇的罪证?想不通,我开口申辩。看了我一眼,A老师继续点评:“直到现在还在为自己脸上贴金,失败就失败,承认不行吗?”

    同学们沉默地听着,我发现说多错多,只得闭上嘴。

    在这一组的3天里,我看到了很奇怪的标准:我们3个学员做什么错什么,却有个别同学和老师嘻嘻哈哈,和睦欢乐——据说那位同学是总部的常客,做过几百个小时的“1对1”,和老师们很熟。我不知道有没有额外的照顾,却莫名地想起那个飘渺莫测的考核标准。自然地,我的考试没得分。

    第四天,我换到另外一组。我以为B老师能和蔼一些,结果,变本加厉。

    “你看你,动作粗鲁,‘个案’嚎啕大哭,你就把纸巾丢在她手上?你不能折叠好、温柔地放在她的手心吗?”

    “同学在考试,你不认真旁听却转笔,还把笔掉在桌上,哗哗地响。毫无对他人的尊重,傲慢,自以为是!”

    在这组的3天里,我没有听到一次好评。不折纸巾叫粗鲁?转笔叫傲慢?引导“个案”的语气要么不够“温和”,要么不够“有力量”。听着批评,我觉得,之前那些老师的教导,在这儿全是错的。

    无所适从,我忍不住解释,更多劈头盖脸的责骂砸了过来。我被气得七窍生烟,但看着温顺的同学们,还是灰溜溜地改正错误。即便如此,我依旧不得分。

    换到第三组,课堂纪律又宽松了。折叠纸巾没了要求,笔的咔嚓声老师也无所谓。我不再挨骂,不是因为我做得好,而是老师不喜欢骂人。

    考试第八天,我遇到了丁琳。她正在考第8分。

    得知我没过分,还被老师教训,她说:“正常的,那个B老师是个特别细致的人,很多人都被她训过。还有,大多数人考个8期、9期是常见的,或许第5分是你的‘卡点’,耐心点吧。”

    看着她很有斗志的脸,我气闷得很。

    次日午间,我见到一个相熟的咨询师。得知我第5分考了10几场也没过,她安慰说:“第5分我考了20场,你远着呢。这会儿卡,后面会快些,老师是在磨你的‘心性’。”

    又是“心性”——我不知道能说什么,只好点头。

    考试结束前一晚,我溜达到隔壁屋子闲坐。一个叫兰姐的老学员正在给一个“小白”学员讲自己的考分过程。她刚考完第7分,已经考了8期。那个“小白”啧啧感叹:“兰姐你真有钱,连续考,不工作,又要花钱吃住,还有车费,怕是花了10万不止吧?”

    “我是辞了职铁了心来考的。以前的工作没发展,还是当咨询师好。起初是拿自己的积蓄,又问朋友借了几万。其实何止花了10万,加上之前的课程,还有‘1对1’,至少花了20万。”

    “你借钱来考?”眉毛一跳,我忍不住插话问。

    兰姐点头,分析说,考出来当了咨询师,一个月能赚两三万,一年就回本,“还差1分了,再考1期肯定能过”。听着她满怀信心地规划未来,我暗自皱起了眉头。这一次,我依旧住100元一晚的单间,兰姐住40元一晚的6人间(涨价了)。

    一天后,考试结束了,我一分都没拿到。我怀着复杂的心情上了返程的车。3期考试,学费加上食宿车费,3万多,考了4分。掂量着,我又一次想起何姐、借钱考试的兰姐,还在奋斗的丁琳……

    混了3期,我知道了更多的事实:4期拿8分的学员,屈指可数。即便非常厉害的“高能学员”,想拿8分,也得考5、6期。一般的学员考8、9期,考10期以上的,也不稀奇。加上初级班、中级班的3万学费,等闲花个十几万都是少的。从初级班到签约,不少学员的花费在20万上下,甚至更多。

    突然间,我觉得,花20万谋一份工作,成本高得离谱!

    再回看一起考试的学员,辞职考试、借钱考试的比比皆是。那时还没有借呗花呗,信用卡分期、套现在学员圈子里盛行,我也在其中。细算一下,从踏进W机构,初级班、中级班、“1对1”、考试、“1对1”、再考试……循环下来,我已经投入12万有余。这笔钱,足够让我支付一套小户型的首付,然后坐等增值了!

    此刻,我辞了职,没了收入,一切开销都依靠以前的积蓄。继续下去,还要考几期呢?3期,5期?可钱在哪儿?考分的热情被现实浇灭了。但我纠结着高昂的沉没成本,在放弃和继续中左右摇摆。

    6

    年底,丁琳回来了,第8分还在考。见面后,我问她对考试的看法。

    “老师不让过分,有他的理由,不能完全说他在故意打压你。但有时候,我也觉得评分标准无从把握,很难讲什么对什么错。”她摇头,“可我都考到这个份上了……”

    她岔开了话题。毕竟,从上初级班到现在,1年多里,丁琳投入了20多万。沉没成本太高,除了咬牙冲过去签约上岗,她还能如何?在这个时候,或许不该想那么多,免得影响了发挥,耽误“过分”。

    我理解她的选择,也明白了W机构画的“考过就能签约”这张大饼是如何成为了学员们“飞蛾扑火”的动力。

    过完2017年元旦,丁琳拿到了第8分,共考了9期。她还没来得及高兴多久,就被告知咨询师上岗培训涨价了——30天,2万6。她一时间拿不出那么多钱去培训,有些烦闷,跟我说:“你知道吗?在过去,咨询师上岗培训才7天,费用就2千。”

    我瞪目结舌,更隐隐地觉得古怪,想不清楚,便把考分的那些事告诉爸爸。爸爸思考许久,说:“女儿,你没觉得那个机构在赚你们学员的钱吗?你数数你花了多少钱,你朋友又花了多少钱?你想学点东西我不反对,但是……反反复复考这么多次,花这么长的时间,不是挣你们的钱,挣谁的?你见过一份工作要先投入十几万,再上岗?”

    我找不出话来反驳。

    内心里,我觉得爸爸的看法是对的,却有点儿不愿意接受残酷的真实:推课,招收学员,鼓励考分,这些策略都是为了“销售”,那么……这个机构和我曾经的东家们其实没什么区别。如此,我不是很傻吗?

    承认自己愚蠢是很难的,我依旧在迟疑和取舍。

    这年春天,爸爸突然病重住院。

    那天下午,病房里,妈妈从滚烫的水里捞出毛巾,小心地给爸爸敷上,温声细语地安慰他:“安心养病,会好的……”

    我靠着门框,看着妈妈温柔的剪影,想起了很多往事:每次爸爸生病,妈妈照顾他的身影;每次妈妈晚归,爸爸拿着钥匙早早下楼开门等候的背影;妈妈的唠叨,爸爸经常笑着听,笑着答应——或许,妈妈的唠叨,在爸爸眼里从不是什么管制,而是他们的相处方式,也是他们爱彼此的方式。而我,从考大学,选专业,到工作,跳槽,辞职,恋爱,分手,无论如何折腾,爸妈从来没有干预过、阻挠过,只是偶尔地提醒一声,念叨一句……我却看不见他们给予的尊重和支持,只看见他们的“管制”和“唠叨”。

    那一个瞬间,我的眼睛突然很痛。

    或许,是我从来没有理解过爸妈,却要求他们成为我的理想爸妈。可笑的是,我也从来做不成爸妈的理想女儿。我年过而立,却一直把人生的失败怪罪于原生家庭,不过是在逃避自己的责任,不敢承担自己选择的后果。我突然明白过来,多年来,我纠结的亲子“恩怨”,不过是觉得爸妈没有如我所要的爱我、尊重我而已。然而,那份爱一直都在的,它温柔而静默,守护着,给予着,等待着我,去看见。

    我转身走出了病房。走廊的窗前,风吹干了涌上来的眼泪,晚霞的光落在我的脸上,轻柔地融化了横亘在我心里偏执和狭隘的坚冰,击碎了“原生家庭的魔咒”。感受着心中突然翻涌的感动,我又轻轻地笑了。

    我知道,我不再需要W机构了,更不需要那个投入几十万才能得到的“事业”了。

    我接受了那些沉没的成本,整合了在广告、营销、文案上沉淀的工作经验,转型到运营和文娱领域,踏上了新的赛道。而丁琳考了8分,她必须上岗,再贵也要交钱。

    拖延到8月,丁琳跟W机构签约了,为了照顾孩子,选择在本市的工作室“驻点”。

    W机构发展分支类似加盟制,总部提供专利授权、运营指导、派驻咨询师在当地工作,称为“驻点”。而资金、营销和销售,由分支机构自行承担。听说,总分机构按照分成制结算收益,具体细节,只有分支机构的负责人才知道。

    丁琳的驻点很不顺利,一个月里签了两个“个案”,收入不到8千。

    因为本市已经考出来8个咨询师,大家都想在本地驻点,但工作室没有这么多“个案”。而且,林妙更愿意请外地咨询师驻点,用新颖和好奇吸引学员,给予本地咨询师的支持很少。由于工作室负责对外销售,得不到支持的话,咨询师自己很难签到“个案”,没有“个案”,就没收入。

    听着这些事,我止不住地摇头,力劝丁琳外出“驻点”,全力挣钱。可丁琳对外出“驻点”热情缺缺——孩子需要照顾和辅导,她不可能把这些责任全部丢给父母,她之前坚守这份“事业”的动力,正是时间自由、高收入,不离开家。

    这年秋天,丁琳邀请我去参加一个“水疗愈”的培训。这是W机构新推出的“单项服务”,必须有学习证明才能参与项目推广、赚到咨询费。简言之,要赚钱,就要上课,上课就要交钱。

    我断然拒绝,然后问她:“你不去外地‘驻点’挣回学费,还要花钱学习?”

    “他们都去学,都拿了证,只有我没有,接‘个案’的时候就竞争不过人家。”

    丁琳的学习又开始了:“水疗师”、“财富师”、“亲子师”,以及“咨询师”的进修课程,忙得不亦乐乎。财富疗愈、亲子疗愈也都是“单项服务”,培训方式是交费、上课、拿证。进修课程是针对已经上岗的“咨询师”们开办的,美其名曰“为了提高大家的专业水平”。每一个课程都要交费,学费少的两三千,多的七八千,有些上万,最贵的3万多。对于为什么上课,丁琳还是那个理由:“所有咨询师都有这些证,我没有,签‘个案’的时候竞争不过他们。”

    见她不断“学习”,“驻点”却一拖再拖,我忍无可忍,干脆把我爸爸的看法抖落出来,然后说:“不要再考了,你该去‘驻点’,去挣钱。你天天和我说债务山大,挣钱才能解决债务,学习能让钱从天上掉下来、砸在你面前?你现在要建立自己的口碑,吸引更多的‘个案’粉你,而不是去考试!”

    听着我的声讨,她的脸冷得很。朋友之间是需要界线的,我不再多说。这时,W机构的工作室已经遍布全国快60个城市,显得繁荣而鼎盛——这也意味着考出来的咨询师越来越多。但工作室实际上却无法提供足够的“个案”,大多数咨询师就只能坐冷板凳,即便签约,也没有收入。吊诡的是,在市场有限的情况下,W机构的课程依旧推广,考分继续鼓励,加上不断推出的“单元课”、针对咨询师的进修班,很多咨询师没挣到多少钱,却掏了更多的学费。

    在这种培养机制下,除非市场的发展超乎想象,“个案”几何级增长,否则只有少部分早期上岗的咨询师能实现高薪,而大多数咨询师,尤其是后来者,都很难挣回学费,甚至会陷入无事可干的窘境。W机构却能通过一次又一次培训、一轮又一轮考试,反反复复的“技术锤炼”,赚了一波又一波的钱。

    从这些角度去看,签约咨询师,一份有闲有钱的工作,一个阳光助人的事业,更像是美好的画饼,华丽的“骗局”!

    然而,平台的飞速扩张,让丁琳信心满满,她丝毫不担心没得干。既然迟早能挣回钱,就不急着“驻点”。但是伴随着考出来的咨询师越来越多,竞争压力也在加大,为了“镀金”,她继续在学习培训里努力地拿证,不间断地往外掏钱,1年多里,又花掉7、8万。

    期待着光明未来的丁琳,没想到梦碎就在一瞬间。

    7

    2018年12月上旬,大约早上10点多,我走出银行,丁琳的电话打了过来。电话那边,她嘶哑着嗓子说:“警察突然来,全部人都被抓了,幸好我准备下午才去。”

    我懵了,下意识地问:“抓什么?”

    “工作室被封了。”

    “啊!为什么?”

    “不知道,我现在特别慌!万一……我会不会被抓进去?”

    在寒风里吹了几分钟,我才回过神。此刻丝毫不知道内情,我只好安慰她:“咱一不杀人,二不放火,三不坑蒙拐卖,不会有事的。你别去工作室了,也不要给他们打电话。”

    两年来,我早已远离了工作室,此事与我无关。而丁琳从咨询师群里得知,不仅仅是本地的工作室被封,那是一次统一的行动,同一天上午,同一个时间,总部连同各地工作室全部被查封,负责人被请进公安局,在场的人全部被问话、做笔录。仅仅1个小时,这个看似庞大的W机构,轰然倒塌。

    不久,各地工作室相继解封,咨询师们没有被牵连,却全部失业——因为W机构所谓的“心理技术”在国内被列为非法。树倒猢狲散,所有人都各寻出路,本地工作室飞快地挂出了另一个心理服务项目,具体如何,我没有关心。

    丁琳颓废了很长一段时间,然后,又投奔了某一个神奇的“疗愈技术”,交钱学习,加盟推广。再然后,她离了婚,开始学习下一个“心理技术”……

    我问过她,为什么不干点别的?

    她摇头:“其它的我都不会,除了‘心理学’这行,还能做什么别的?”

    为了“考分”、“镀金”、“精进”,丁琳在W机构累计投入了几十万,若非家境殷实,日子早就过不下去了。在她看来,她在“心理圈”混了七八年,交了那么多学费,不干这行,既不知道能干什么,也不甘心。

    此后两年,丁琳进出着不同的流派,重复着“交钱上课、加盟推广、放弃退出、寻找下一个”的循环。经常地,她向我推荐某个奇效的心理技术,无一例外在宣传:学这个,这样做,就能轻而易举的财务自由,幸福美满……云云。

    听着她的介绍,我有时就想:我们都是那样地笃信,一定有一个容易的办法能实现富有,获得幸福,解脱一切烦恼和困境。但我们自己找不到。某天,我们遇到了一个老师,他告诉我们一条通往幸福的捷径,我们欣喜若狂,然后,交钱上课,听话照做。当依赖成为惯性,我们变得盲目而不自知。即便失败了,我们还是在继续寻找一个老师,乞求一个幸福秘方,周而复始。

    尤其是心理咨询方兴未艾,与恣意发展的各个“心灵成长”流派混杂在一起,真伪难辨。前去寻求心理咨询的学员们,不少是困于事业与感情的卡壳,一旦没有定性,很容易就迷失在各种精心编织的“美梦”中。

    丁琳是这样。很多学员是这样。曾经,我也是这样。

    本文人物、机构均为化名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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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题图:《疯人院》剧照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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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砸了12万,考高薪“咨询师”

    曦夭窕

  • 1

    当年家人并没有在第一时间告诉我姐姐去世的消息,如果不是我胡搅蛮缠要回家买东西,还不知会被瞒到什么时候。

    姐姐比我大5岁,是所有兄弟姐妹里与我最亲近的。她长相清秀,性子风风火火,像个假小子。我人生中的许多“第一次”:溜冰、照大头贴、喝奶茶、买海报……都是她带的。所以,姐姐于我,远不止一个普通表姐那么简单。

    那天,我在沙发上哭了很久,稍平静之后,爸爸要我洗把脸,说带我去芳姐家。去肯定是要去的,但我实在不知道要用怎样的表情去面对芳姐和姨夫。

    姨夫向来把女儿看得极重,印象中,不怎么爱笑的他看着姐姐时都是笑眯眯的。亲戚们开玩笑说:“等她出嫁的时候,看你哭成什么样子。”姨夫不在意,总说他们生儿子的不懂女儿的好。

    确实,在很多时候,姐姐是这个家庭的“黏合剂”。她体贴孝顺,总能敏锐地察觉到寡言的姨夫有什么情绪变化,或拥抱或撒娇,姨夫的心情便会迅速由阴转晴。

    我还没纠结完,就已经到了芳姐家的门口。走进去,看到姨夫和其他亲戚都在。姨夫十分憔悴,他看着我,轻轻地说:“你来了啊,你没见到你姐姐最后一面,你是不知道,你姐姐……”话没说完,他的眼泪像开了闸,我从未见过姨夫这个样子,一时不知所措。

    等情绪稍稍好些,姨夫又说:“三月十七,你要记住,你姐姐是三月十七。”说罢,他指了指姐姐卧室的房门:“进去看看你姨妈吧。”

    打开门,只见芳姐坐在床头,捧着姐姐的照片正出神。我喊了声“姨妈”,她像被刺激到了一样,身体微微颤动,扭头看向我:“崽崽,你回来了啊,你知道啵……”话没说完,人便嚎啕大哭,我也跟着哭了起来。

    “你姐姐不听话咧!跟同事出去恰()家伙,又喝醉了,那就住到宿舍别回来嘛,硬是要回来。好大的雨,那何解(怎么)还开车,肯定不能开车啊。”

    姐姐出事之前,她所在的小组刚完成了一个重要项目,老板为了奖励他们,准备让他们去泰国团建。大家都很高兴,晚上便聚餐庆祝,谁知一位同事竟敢醉驾,而迷迷糊糊的姐姐就坐在副驾驶上。

    芳姐哭骂姐姐不负责任,我在旁边听着,心里更难受了。卧室的哭声和客厅的沉默形成了强烈的对比,浓浓的悲伤在不大的房子里难以化开。阳台上的绿箩还繁盛,荧光纸折的星星在昏暗的房间里点点发光。

    一切都没有变,但一切又变了。

    端午节放假,我从学校回家,打算去看芳姐,却被妈妈制止了:“你姨妈现在快被你姑奶奶烦死,真的就没见过你姑奶奶那么要不得的人,太过分了啵!”

    我不懂妈妈为何这么忿忿不平,问了才知道,原来是姑奶奶又找芳姐借钱了。

    姑奶奶是芳姐的亲姑姑。芳姐少时耳朵坏了,家里治不起,便让她跟着姑奶奶一家随军去陕西治病。为了办事方便,大人们让芳姐随姑爷爷姓“周”,谎称是他的大女儿。

    那些年,芳姐看病倒是其次,主要任务是帮着照顾姑奶奶的3个孩子。日子堆起来,芳姐和姑奶奶相处的时间甚至比她早逝的母亲更久,俩人的感情日渐深厚。

    姑奶奶向亲戚借钱这事儿并不稀奇,她开口都是为了不成器的大儿子强舅舅。强舅舅因为赌博离过婚,这些年,光我家明里暗里给他的钱都有10来万了,到如今他连一半都没还,剩下的也没指望了。

    姐姐意外去世,让芳姐和姨夫获得了一笔保险理赔款,家人们都知道这钱会被强舅舅惦记,就嘱咐芳姐一定要看好这笔钱,任何人都不能借,尤其是姑奶奶,“那借出去就没的回的”。

    可是,姑奶奶还是开口了。那天我回家,看到芳姐也在,她用手撑着头,一脸无奈,手机外放出姑奶奶的声音:“肯定会还你钱啊,现在就是家里热水器坏了,要换一个新的。”

    芳姐反问:“未必连换热水器的钱都没有啊?你们不是把工资卡给他了吗?”

    姑奶奶倒起苦水,说强舅舅新娶的老婆哄他去打牌,又输了。自己早就看这个婆娘不顺眼了,“要不是看她当时怀了孩子,我才不会让她进门!”

    听到这话,芳姐气得直拍桌子,对着手机吼道:“这个女的比你儿子小20多岁,还是个鸡婆,你们就因为她给周家添了孙,你就蠢了咧,你真的是个糊涂娘!”

    芳姐说,之前姑奶奶一直盘算小女儿的工资,现在又惦记起了自己的钱。“现在是热水器,以后什么都要我管,孩子上学也说没钱,也要我出。”芳姐越说越激动,最后哭喊出来,“这是我女儿用命换的钱咧,你怎么可以打这个钱的主意啊!”

    姑奶奶还想分辩,芳姐已经把电话挂了。她埋怨一通,又担心姨夫知道了会生气。

    说到姨夫,妈妈问她家里最近气氛如何,芳姐摇摇头:“他本来和我话就不多,崽走了,他就更不说话了。我现在是真的不想在家里待着。”

    2

    为了让强舅舅不再惦记这笔钱,芳姐很快找了一套条件不错的二手房。这房子离她家有15分钟车程,原主人只住了3年,还很新,芳姐打算买下来,说是换个环境,以免睹物思人。

    姨夫什么也没说,芳姐受不了他的沉默,撂下一句:“你不说话我就自己去搞!”买二手房的流程很麻烦,加上老房子要出租,那段时间芳姐忙得像个陀螺。而姨夫真的不管不问,关起房门刷抖音。

    芳姐哭着给我妈打电话诉苦,我妈安排爸爸去陪姨夫打牌,又给芳姐转了20块钱,让她打车到我家来“避难”。

    “我懒得跟他过下去,说话半天没个响动,问他什么都哑起个喉咙不作声。”芳姐越说越气,我妈只能说,姐姐刚走他们就搬家,姨夫可能一时接受不了。

    没想到芳姐忽地站起来,眼泪夺眶而出:“我想搬啊未必?!住了那么多年,我未必舍得啊。但我有什么办法,只要在那个房子里我就想到我崽咧,哪里都是她。”

    芳姐说,姨夫还可以去上班,而她一个人待在家里,不是哭就是发呆,“我好想我崽咧,你晓得啵?”

    这些话,不知道芳姐有没有和姨夫说过,但后来的情况似乎也没有什么变化。芳姐不再在意姨夫的沉默了,她继续为新房忙前忙后。

    3个多月后,芳姐搬了新家,听说搬家那天她做了一大桌子菜,招待所有在长沙的亲戚。姑奶奶也来了,据说她一直在房子里晃悠,说房子又新又好,还一直扯着芳姐问花了多少钱。芳姐不好发作,只能含糊应对,姨妈们也帮忙打哈哈,才避免了一场风波。

    等我去芳姐的新家时,已经是国庆节了。新房的条件比起老房子确实好了很多,我开玩笑说,羡慕芳姐住了地铁口的电梯房。她笑得爽朗,我似乎很久没听到她的笑声了。

    芳姐指了指进门第一个房间:“你以后来就住这个房间,有一个上下铺,你哥哥他们来,也可以一起睡。”她顿了顿:“没给你姐姐带走的东西也都在这里,还有你们俩小时候的照片。”

    我问姨夫最近心情如何,芳姐忙不迭地摆手:“莫说了,说起他就烦,这里就是他的客栈,他每天就来睡个觉,哪天他能笑一下我就算谢谢他了。”

    一天,芳姐约我妈去新家打牌,也嘱咐我过去吃晚饭。下午6点多,我刚到芳姐家门口,就听到了里头传来争吵声。

    我打开门,只见妈妈脸红脖子粗地对芳姐喊:“你真的蠢得死咧!被别个‘杀猪(方言,指打牌被人算计)’了都不晓得,怪不得你天天输钱,还说什么这个姓齐的对你好好——肯定好啵,你天天给她送钱!”

    芳姐没说话,我妈不依不饶:“要不是我今天来打牌,你还不晓得会被‘杀’到什么时候。”

    芳姐反驳,说自己在制药厂打了二十几年麻将,不可能被人“杀猪”。妈妈回道:“你以为这里还是制药厂那些和你打了几十年牌的邻居、同事哦,不一样了咧都!”

    我扯了扯妈妈,让她别说了,随后跟着芳姐去了厨房。我本想插科打诨调节气氛,却只见芳姐呆呆地拿着碗,念叨着:“不一样了,都不一样了。”

    3

    那天,芳姐喊亲戚们一起吃饭,还特意强调晚辈们必须都到。我一问才知道,是因为姐姐的男朋友,我们曾经的“准姐夫”来了。

    “准姐夫”姓曹,活脱脱一个长沙满哥(年轻人)。他中等个子,梳着油头,大眼睛、高鼻子,嘴里不是抽烟就是嚼槟榔,整个人社会气十足。

    对于小曹,家里人的评价非常两极化。长辈们各个对他赞不绝口,觉得他会做人、会说话,而我们几个兄弟则对他喜欢不起来。

    姐姐还在的时候,带着小曹见过表哥,表哥对他客客气气,又是开烟又是倒酒,而小曹却左一个不抽中华以外的烟,右一个嫌饭店环境差,弄得表哥好没面子。更可气的是,他在桌上对姐姐呼来喝去,表哥看不下去,差点和他吵起来。

    而我对小曹更是厌恶,究其原因,是因为姐姐曾为他流过产,而他全程没有出现,还是我和表哥陪姐姐去的医院——当然,这些事,长辈们都不知道。

    姐姐曾和我说过,她和小曹在高中相恋,又一起走到大学校园。但我还是忍不住怀疑,是否还有其他原因让姐姐撇去其他男孩,甘心和小曹纠缠不清。

    在赴宴的路上,表哥就很疑惑,表示不晓得芳姐到底喜欢那个姓曹的什么:“就因为家里条件好?”

    之前,表哥没找到合适的工作,被芳姐介绍去小曹家的工地做施工员。这处工地在小曹的老家,郴州和广东交界的一个县里。表哥说,曹家父子在当地横跨黑白两道,“赫赫有名”,家大业大,却从来没有按时给过民工工资,连表哥的工资也拖欠了2个月。

    此外,曹家父子的作风也有问题:老曹风流,被原配抓奸在床后离了婚,娶了一个比儿子年纪还小的老婆;小曹年纪轻轻,出手阔绰,身边更是美女不断。

    到了芳姐家,我看到小曹正坐在沙发上烤火,他和姨夫、芳姐说话时亲密得像一家人。芳姐看小曹的眼神透着满满的慈爱,姨夫则不那么热络,只是有一搭没一搭地说话,笑得也有些刻意。

    我觉得,芳姐对小曹的感情是复杂的。他做下的事,她未必浑然不知,只是因为他和姐姐生前的关系太过特殊,身上有太多姐姐的影子,芳姐难免会对他分外热情。

    吃饭时,芳姐招呼姨夫好好和小曹喝几杯,姨夫推托说明天上班事多,拉扯表哥陪酒。

    我以为姐姐走了,此后和小曹就不会再见了,但没想到,几天后舅舅张罗的元宵聚会,小曹又大咧咧地出现在席面上。他贴着芳姐坐,芳姐忙着给他夹菜,好不亲热。

    席间,小曹一如既往地能说会道,哄得姑爷爷不住地赞许,还让我多向他学习如何跟长辈相处。见我默不作声,小曹热心替我解围,说他第一次看到我时,我正跟在姐姐后面叽里呱啦的,现在话少,是因为长大了成熟了。

    芳姐附和,拉着小曹的手说:“是的啊,就他和他姐姐关系最好——小曹啊,你以后也要多照顾弟弟咧,他姐姐最心疼他了。”

    小曹顺着芳姐的话夸我,我爸妈连忙摆手,倒是芳姐笑个不停。

    那天小曹喝了不少酒,接到电话说临时有事要先走,便叫了代驾。芳姐说:“要是我会开车就好了,代驾的钱省了,还可以送你。”

    小曹顿时来了精神,义薄云天地拍着胸脯:“阿姨——不,娘老子,我今天当着家里的面说:你只要考了驾照,50万以内的车随你挑,我给你买!”

    芳姐忙摇头:“那怎么行啊,怎么能让你给我买车咧。”

    “当崽的给娘买车不是天经地义吗?”小曹此话一出,便惹出了芳姐的眼泪,长辈们也纷纷夸他有情有义,还说只可惜姐姐走了,“要不然现在就是正儿八经的一家人”。

    小曹立马表态,说他和我们就是真正的一家人。我心里感慨,原来这世上真有人可以做戏做到这个程度。

    这时,芳姐向我打听驾校的事儿,正在学车的我让她还是算了,毕竟她眼睛花了,听力也不好,开车太费力。

    小曹却说我不该打击芳姐的积极性:“看来弟弟是心疼我这个当哥哥的钱,不想给姨妈买好车。”

    我冷冷地回他:“与其给姨妈承诺,还不如把我哥的工资结了来得实在。”

    4

    新学期到来,我开始准备研究生考试。那天从图书馆回家已是夜里10点多,家里却没人。不久,外面传来停车的声音,除了爸妈,似乎还有芳姐。

    我下楼打招呼,只见芳姐满面春风地对我笑。我问她是不是打牌赢了钱,她摇摇头说:“崽崽,你有个好爸爸咧!”随后,她拍拍我爸的肩膀:“小张,姐姐我今天太高兴了!你真的太够义气了!”说罢,还给了爸爸一个很夸张的拥抱。

    第二天,我问爸爸昨晚干嘛去了。他先叹了口气,幽幽说道:“干什么,给你姨妈了难(方言,解决)去了!”

    爸爸说,芳姐前段日子实在无聊,又回到之前工作过的超市上班。同事基本都是熟人,都知道姐姐的事,所以对芳姐颇为照顾。芳姐做促销经验老到,常拿奖金,两三百到手就请同事们吃饭唱歌,自己贴的钱更多,她也乐在其中。

    即便如此,她还是和同事起了冲突。

    昨晚,我爸妈接到电话匆匆赶去超市,发现好些商品都散落在地上。妈妈把芳姐扯开,她还指着同事骂,那位同事也恶狠狠地说:“我搞不赢你,但是你自己做了什么自己清楚!”说完转头就走了。芳姐还想“乘胜追击”,被爸爸拦下。

    在回家的路上,妈妈忍不住好笑:“姐姐,你是什么青春期太妹吗?年过半百了还和别人打架,你真的厉害咧。”

    芳姐有些尴尬,爸爸就问她为什么打架,芳姐却支支吾吾说不上来。妈妈一直追问,芳姐似是做了好久的心理建设才说:“她骂我活该死女儿。”

    此话一出,我爸妈火冒三丈,准备调转车头杀回去,却被芳姐劝住了。爸爸猜测,可能是芳姐平日嘴巴厉害,先得罪了别人。

    而这一切,姨夫几天后才从外人口中得知。那人说芳姐在超市和同事发生不愉快,可能是最近情绪不好,还嘱咐姨夫多照顾她。

    姨夫回家后问起,芳姐避重就轻讲了个大概,姨夫更加生气了,两人大吵一架。于是,我爸妈又兵分两路去“灭火”,妈妈拉着芳姐上街买衣服,姨夫来我家打牌。或许是天公作美,爸爸和舅舅都输了,姨夫笑嘻嘻地数钱,心情好了不少。

    晚上酒过三巡,姨夫红着脸,兴奋地和舅舅划拳,我心头却一酸——我似乎已经很久没看见姨夫笑了,比起粗线条的芳姐,姨夫的情感更加细腻。芳姐难过了可以哭一场、和姐妹倾诉,姨夫往往沉默独自消化。

    姨夫是江苏人,早年当过兵,不怎么爱说话,来长沙几十年也没什么朋友,平时最多就是和爸爸、舅舅一起打牌钓鱼,偶尔出去和同事玩一下。他始终觉得,自己在长沙是一个“外人”。

    姐姐出事后,姨夫的哥嫂也从江苏赶来了,但他们人生地不熟,只能在家里待着,帮不上忙。所以大小事宜都是爸爸、舅舅在忙前忙后。姨夫当然明白其中的无奈,但他心里的坎儿却很难迈过去。

    如此种种,都成了他心里的刺。

    舅舅灌下一杯酒,劝姨夫:“我姐姐有的时候真的宝里宝气(傻气),但你们这么多年,你也晓得她,有些事情你也别太往心里去。”

    姨夫看着空了的酒杯,招呼我倒酒,我念叨着这是最后一杯,姨夫看着我说:“看到你我就想到你姐姐,你们两个那么好,现在你长大了,你姐姐……”话没成句,就被眼泪打断了。

    稍稍平静后,姨夫说自从姐姐走了以后,芳姐就一直瞎折腾,做的都是她自己以为对的事情,换房子也是,和人吵架也是。“她感觉赶快从熟悉的环境里出来对我们好,但我不想走。我好想我崽,我真的好想她,我怕你们不去老房子,不念起她,你们就忘了她了。”

    之前我们不清楚姨夫为何对芳姐变得这么冷漠,现在似乎也明白了些。面对独生女意外离世,他们都在苦痛中挣扎,自救的方式却完全不同。本以为相伴几十年的夫妻早有默契,两人便按着自己的想法行动,却在同一条路上渐行渐远。

    人离得远了,家就冷了。

    5

    研究生考试结束后,我和发小一块儿去旅行,在朋友圈发了不少照片,芳姐还在底下评论了。那天,我突然接到芳姐的电话:“我记得你发小在什么生物基因公司上班,她可以做试管婴儿吗?”

    我的手机险些掉在地上,连忙问为什么要去做试管,和姨夫商量了吗?芳姐说没有,只是想咨询,还嘱咐我千万不要和其他人说。

    其实不用咨询,我也知道芳姐的情况并不适合做试管:一是夫妻都过了50岁,而且都有吸烟喝酒的习惯;二是姨夫的身体常有病痛,肯定会影响成功率。

    发小的回答和我差不多,不过也没有把这条路堵死,她说如果芳姐真有强烈意愿,可以帮忙安排他们以员工家属的身份做体检筛查。我将信息如实转达,芳姐听得认真,还做了笔记。

    没成想,这件事竟成了引发家庭矛盾的导火索。

    两三年前,姑奶奶搬到了暮云野生动物园附近住,因为离市区比较远,难免寂寞,于是她常到侄女们家里轮流小住。

    那天,姑奶奶去芳姐家住,发现了芳姐做的笔记。当她得知了芳姐的秘密,就热心帮忙,“出谋划策”——不是给芳姐找靠谱的医院,而是要把自己的小孙子、强舅舅的儿子过继给她。

    那孩子的确可爱,但无奈强舅舅赌博成性,后娶的舅妈年纪比我还小,三天两头离家出走重操皮肉生意。芳姐有时糊涂,但在这件事上还是拎得清。她说姑奶奶还是惦记她的钱,说是过继孩子,其实是想让她养强舅舅一家人,用孩子掏空她,远比之前借钱来得更狠。

    姑奶奶则坚持说自己是心疼芳姐,想让她少花钱、少遭罪,还专门圈出笔记上可能出现的问题。她一直强调芳姐已经不适合做试管了,还说自己的孙子健康:“你这样是多么的划算。”

    两人争吵之后,芳姐想做试管婴儿的事自然瞒不住了。爸妈怪我胡乱揽下这活儿,我有口难辩。

    姨夫知道后,沉默良久,最后只是说自己没有这个精力和财力再养一个孩子了,更没有想法让一个孩子来取代去世的姐姐。

    去年疫情爆发,大家都被关在家里。可能是外部环境给人的震撼太多,芳姐和姨夫终于敞开心扉聊了聊,他们的谈话颇有成效,芳姐做事不再一意孤行,而是多和姨夫商量,姨夫也不再沉默不语。

    今年清明,我照例去看姐姐。墓园的迎春花开得繁盛,还是之前熟悉的样子。我把香火摆在姐姐的墓前,拿出手机外放她喜欢的那首《无与伦比的美丽》。

    正如歌词所唱,姐姐已经是天上飞的风筝,抓不住了。又或许还有抓住的方法,而我不知道罢了。

    我调整呼吸,拨通了芳姐的电话,说自己在逛街的时候看到好好吃的香干:“我晚上去你家吃饭,带给你吃。”

    手机那头传来麻将的碰撞声,芳姐先和别人说,打电话的是外甥,“好听话的一个崽”,再笑意满满地回我:“你来,我打完牌给你卤鸡爪。”

    文中人物均为化名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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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题图:《阳光普照》剧照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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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失独后,这对夫妻艰难自救

    张北南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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